是什么造就了鸿篇巨制的云冈石窟？
创建时间：2021.11.25
“和平初，师贤卒，昙曜代之，更名沙门统。……昙曜白帝，于京城西武州塞，凿山石壁，开窟五所，镌建佛像各一。高者七十尺，次六十尺，雕饰奇伟，冠于一世。”这是《魏书·释老志》中对云冈石窟的一段记载。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城西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，始建于公元460年，云冈石窟现存9米以上的造像有9尊，石雕造像总数5.9万余尊，是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以来第一次由皇家主持开凿的大型石窟群，也是世界石窟艺术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。是什么造就了鸿篇巨制的云冈石窟？在此笔者总结了三个主要的因素。
1、鲜卑族早期崇尚萨满教，随着鲜卑族的不断南迁，日益深入中原腹地后，同汉族的交流也逐渐加强，北魏的统治者开始崇信佛教，道武帝是北魏的第一任皇帝，他小时候曾在长安、河北中山生活过，较早的接触了佛教，道武帝从迁都平城开始，就建造了一定规模的佛教建筑。《魏书》记载：天兴元年（398年），（道武）下诏曰“夫佛法之兴，其来远矣。济益之功，冥及存没，神踪遗轨，信可依凭。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饰容范，修整宫舍，令信向之徒，有所居止。”是岁，始作五级浮屠，耆闍嶥山及须弥山殿，加以缋饰。另构讲堂，禅堂及沙门座，莫不严具焉。道武帝重用法果为道人统。法果主张佛即是天子。将佛教与皇权很好的融合在一起。道武帝诏法果“赴京师，后以为道人统，绾攝僧徒”。法果言“太祖明叡好道，即是当今如来……”2、北魏的第二任皇帝明元帝即位“仍令沙门敷导民俗，”并於“京邑四方建立图像”。明元帝视武州山为神山，将武州山列为“常祀”之地，多次祈祷于武州山。这也是云冈石窟为何选址于武州山的重要原因。《魏书·礼记》记载“太宗永兴三年（411）三月，帝祷于武州、车轮二山。初清河王绍有宠于太祖，性凶悍，帝每以义责之，弗从。帝俱其变，乃于山上祈福于天地，神址。乃即位坛兆后，因以为常祀，岁一祭，牲用牛，帝皆亲之，无常日。”3、北魏第三任皇帝太武帝即位初，遵照道武帝、明元帝的遗愿，“每引高德沙门舆共谈论，於四月八日，舆诸佛像，行於廣衢，帝亲御门楼，临观散花，以致礼敬。”4、文成帝即位后，复兴佛法，文成帝下诏曰：“释迦如来，功济大千，惠流尘境，……助王政之禁律，益仁智之善性，排斥群邪，开演正觉。……”之后，“天下承风，朝不及夕，往时所毁图寺仍還修矣。……是年（452）诏有司为石像，令如帝身”。“兴光元年（454年）秋，敕有司於五级大寺内，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，各长一丈六尺，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”。文成帝重新启用凉州僧人，师贤、昙曜先后担任道人统。云冈石窟始凿于文成帝和平初：“和平初，师贤卒。昙曜代之，更名沙门统。……昙曜白帝，於京城西武州塞，凿山石壁，开窟五所，镌建佛像各一。高者七十尺，次六十尺，雕饰奇伟，冠於一世。”5、 冯太后信佛，在冯太后的方山永固陵将墓葬的石门设置为石窟中龛的样式，将佛教元素融入墓葬中。在方山永固陵的南面建造了思远佛寺（479），后经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相当于太和时期的彩塑，有佛、菩萨、飞天等形象。冯太后还在其故城龙城（今辽宁省朝阳市）修建了思燕佛图，《北史·后妃传》记载：冯太后“立文宣王（弘）庙宇长安，又立思燕佛图於龙城，皆刊石立碑”。这些无不包含了冯太后精心的构思，可看到冯太后对佛教的推崇。冯太后崇佛，与其家族世代崇佛不无关联，如冯太后的哥哥冯熙是忠实的佛教徒，《北史·外戚·冯熙传》记载：冯太后兄冯熙“信佛法，自出家财，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，合七十二处；写十六部一切经，延致名德沙门日舆讲论，经勤不倦”6.献文帝也是佛教文化的推崇者，在魏都平城建造了许多佛塔。在云冈石窟中期洞窟中，有献文帝时期建造的洞窟。公元467年，敕“起永宁寺，构七级佛图，高三百余尺，基驾博敞，为天下第一。又於天宫寺造释迦立像，高四十三尺，用赤金十万斤，黄金六百斤。皇興中（467-471），又构三级石佛图，榱栋楣楹，上下重结，大小皆石，高十丈。镇固巧密，为京华壮观”。又“建鹿野佛图於苑中之西山，……岩房禅堂，禅僧居其中焉。”7、孝文帝从小受到献文帝、冯太后崇佛政策的影响，在献文帝死后的短时期内，延续了献文帝大兴土木的特点，建造了建明、思远、报德三寺，其中建明、思远是皇陵的附属建筑。孝文帝中、晚期不再修造佛教设施，开始转为鼓励高僧讲经说法，钻研义理，北魏的佛教讲论《法华》、《维摩》等，在平城很盛行。二、太武帝拓跋焘对北中国的统一，使首都平城这座昔日的边陲小镇迅速跃升为北中国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随着北魏太武帝对西域的征服，又将北中国营造工程中的能工巧匠，一起迁徙到平城，为营造云冈石窟储备了一批优质的工匠。太武帝率军灭北凉（439年）后，完成了统一北方任务，北凉大规模的佛教僧侣就来到平城。太延元年（435年）北魏攻陷盛行佛教的和龙，龙城人口大量西迁。和龙有一定数量的僧徒迁入平城。448年，征服西域。
在宿白先生《平城实力的集聚和“云冈模式”的形成与发展》中这样描述，从建都平城之年起，凡是被从北魏灭亡的各个政权区域内强制迁徙，或是从南北战场俘获的人口、财物，主要都集中到平城及其附近。集中的数字是庞大的。就人口而言，最保守的估计，也要在百万人口以上；而被强制徙出的地点如山东六州、关中长安、河西凉州、东北和龙和东方青齐，又都是当时该地区经济、文化最发达的地点。这几个地点合起来，甚至可以说是北中国当时经济、文化发达地区的全部。迁徙的同时，还特别注意对人才、技巧的搜求。三、北魏统治者奉行开放包容的政策，造就了伟大的云冈石窟，在云冈石窟中，中西交融的样式在造像、建筑中都有反映。在云冈石窟第20窟的露天大佛上，我们既可以看到拓跋鲜卑剽悍与强大，开放与包容的民族精神，也可看到犍陀罗造像服饰的样式。云冈石窟第二大佛第19窟主尊上可看到马土拉造像与拓跋鲜卑民族特色相互融合的特征。在云冈的建筑中，中西融合的例子无处不在，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“爱奥尼亚”式柱头及科林斯柱式，也可看到带有印度文明色彩的柱子，还可看到中国传统的庑殿顶式建筑与犍陀罗盝形龛相结合的例证……
9窟前室的“爱奥尼亚”式柱头
9窟前室东南角带有印度文明色彩的柱子
在云冈还有反映民族友好交往题记，在第18窟窟门西壁《大茹茹造像记》，该题记是柔然可汗阿那瓌所留，是北魏国家与周边民族友好交往的见证。北魏建国初期，“经营中原，未暇及于四表”，直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才与西域十六国有所交往，此后交往更加频繁。《北史·西域传序》记载：太延中（435～440），魏德益以远闻，西域龟兹、疏勒、乌孙、悦般、渴槃陁、鄯善、焉耆、车师、粟特诸国王遣使来献。《魏书·西域传·大月氏国》记载：献文帝时“朝廷遣使者韩羊皮使波斯，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”《魏书》记载：太安初（455），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、浮陀难提等五人，奉佛像三，到京都。皆云，备历西域诸国，见佛影迹及肉髻，外国诸王相承，咸遣工匠，摹写其容，莫能及难提所造者，去十余步，视之炳然，转近转微。……又沙勒胡沙门赴京师，致佛钵并画像迹。周祖谟：《洛阳伽蓝记校释》记载：“自葱岭以西，至于大秦，百国千城，莫不款附，附化之民，万有余家”。这些友好交往的见证与记载是源于北魏奉行的是开放包容的政策。造就伟大的云冈石窟，还有很多的因素，如百姓对佛教的崇信，北魏迁都洛阳后，一些达官显贵仍在云冈石窟修建着民间的石窟，延续着皇家工程。
